聚焦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工作世界的深刻变革，剖析了高等教育与工作关系的演变逻辑、现实困境，并提出高等教育重新定位的核心路径。《重新认识高等教育与工作的关系》一文打破了“教育为就业”的传统认知，为后工作社会中高等教育的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引，助力破解“就业难”与“人才荒”的结构性矛盾。
工作与教育的双重属性：后工作社会的核心前提与变革基础
研究指出，人性的两重性决定了工作与教育的双重属性，二者相互对应、相辅相成，这一核心逻辑为理解后工作社会的教育转型提供了根本遵循。工作世界由“有意义工作”与“无意义工作”共同构成：有意义工作满足人对超越性与价值感的追求，如科学研究、文艺创作等，赋予人生不朽与永恒的可能；无意义工作则聚焦生存与功利需求，如重复劳作、烦琐事务等，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两种工作缺一不可，但当前的关键问题在于二者失去平衡——过多无意义工作挤压了有意义工作的空间，工作宰制生活成为现代人的普遍困境。
与之对应，教育承担着“成人”与“成才”的双重使命。“成人”教育侧重人性培养与意义追寻，关注“无用的知识”；“成才”教育聚焦知识技能训练与功利目标，传递“有用的知识”。在工业社会中，教育的功利性被过度放大，“为工作做准备”成为核心导向，导致教育体系高度工业化、专业化，既难以匹配工作世界的真实需求，又淡化了人的自由发展与意义建构。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那些兼具意义性与功利性的传统工作岗位加速流失，工作世界的变革迫切要求重新审视教育与工作的关系，重建二者的价值平衡。
教育与工作的“脱嵌”趋势
在技术-经济范式转型与教育资源“后稀缺时代”来临的双重背景下，传统教育与工作的强连接关系正逐渐“脱嵌”，旧的教育社会契约趋于失效。工业社会中，教育资源稀缺，教育作为社会分层工具，与职业岗位形成一一对应的等级化关联，文凭成为进入职场的“通行证”；但在后工业社会，自动化与智能技术降低了工作对知识技能的刚性需求，教育普及化使得教育资源不再稀缺，受教育成为人的基本义务而非特权。此时，受教育程度与社会阶层、职业选择的对应关系被打破，“教育为就业”的传统逻辑难以为继。
面对这一变革，社会上存在三种不同认知：一是认为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不足，需通过改革重建与工作的紧密联系；二是主张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缓解教育与工作的失衡；三是提出教育与工作的核心矛盾是社会转型本身，二者的“脱嵌”是必然趋势，亟需“根本转型”而非“持续改进”。研究明确支持第三种观点，指出工业化教育体系的惯性与工作世界的深度变革之间的冲突，使得教育既无法为不确定的工作做好准备，又难以兼顾人生意义的追寻，陷入“为工作”与“为人生”的两难。
高等教育的重新定位与价值重塑
面对工作世界的急剧变革，高等教育需突破传统范式，基于新的教育社会契约实现重新定位，核心是从“资格化”转向“意义化”，从经济主义、生产力中心转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价值尺度上，高等教育需跳出“为就业服务”的单一框架，将赋予人生意义、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核心价值，教育目的应从生产主义、绩效主义转向关注生命质量，不仅传授知识技能，更要引导学生更新信念系统，走出工作主义价值观，学会生活而非仅学会生存。
在培养模式上，工业社会的大批量、标准化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适应后工业社会需求，高等教育需转向多学科、跨学科的“私人订制”范式，通过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打破学科界限，培养学生的适应力、创造力与独异性，使其能够应对灵活就业、自我雇佣的新常态，甚至为自己创造“工作”。同时，需打破“专业与职业绑定”的刻板印象，明确高等教育中的专业设置是为学生划定知识学习范围，而非锁定就业领域，所学专业与从事职业的相关性降低，恰恰是教育成效的体现。
在发展目标上，后工作社会中，全民充分就业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就业率不再是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指标。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是促进人的独异性与意义感生成；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也将取决于人的“工作”质量而非就业岗位数量。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需从“功利主义驱动”转向“人文主义引领”，走向“后增长主义”，建构新的教育社会契约，让教育摆脱工作的单一束缚，重申赋予人生意义的核心价值。
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高等教育的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仍需在旧范式与新需求之间寻求过渡。但长远来看，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持续演进，工作世界的不确定性将进一步加剧，高等教育唯有坚守“以人为本”的初心，打破工业化范式的桎梏，在知识传授、技能培养与意义建构之间找到平衡，才能在变革中彰显自身价值，为个体应对未来挑战、实现有意义的人生提供坚实支撑，为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摘编自《江苏高教》202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