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研究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直面逆全球化、地缘政治博弈等挑战，首次系统提出“责任驱动”的全球发展框架，从“人的全球化、制度全球化、技术全球化”三维破解高校全球发展难题，为“双一流”高校成为“全球公共福祉贡献者”而非“排他性竞争者”提供了理论指引与实践方案，也为中国高等教育参与全球治理、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行动蓝图。
背景：逆全球化下的“两难”——“双一流”高校全球发展的挑战与机遇
当前，“双一流”高校的全球发展正处于“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关键节点。研究团队通过梳理国际局势与国内政策，清晰勾勒出这一复杂图景：
1.三大挑战：逆全球化、地缘政治、民粹主义层层施压
逆全球化冲击国际化根基：2016年以来，欧美右翼民粹势力崛起、单边主义抬头，部分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教育交流。数据显示，全球国际学生数量增长率从2019年的6.7%骤降至2021年的0.2%，中国2021年出国留学人数较2019年下降3.6%，学术流动意愿显著降低。
地缘政治加剧合作不确定性：以中美博弈为代表的大国竞争向教育领域延伸，美国通过限制中国师生入境、封锁学术合作通道等方式遏制中国高校发展。研究指出，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战略若持续，将进一步增加“双一流”高校与西方顶尖大学合作的难度。
民粹主义侵蚀开放理念：新冠疫情后，部分国家将疫情政治化，煽动民族对立，导致来华高等教育国际学生数量大幅下跌——2022年虽回升至11.41万人，仍低于2015年的12.49万人。民粹主义带来的信任赤字，成为国际交流的长期障碍。
2.三大机遇：全球化大势、全球治理需求、中国担当提供新空间
全球化仍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研究引用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变平”理论与吉登斯“现代性转型”观点指出，科技创新（如人工智能、大数据）正推动全球化向更深层次发展，大学作为“知识策源地”，在促进人员、知识全球流动中不可或缺。
全球治理亟需高校“扛责”：气候变化、资源短缺等全球性问题凸显，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教育列为实现其他目标的关键。但当前全球治理存在“赤字”，以联合国职员为例，2023年中国职员仅1647人，占比1.2%（排第22位），“双一流”高校在培养全球治理人才、提供学术解决方案上大有可为。
中国和平发展搭建新平台：《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要求“双一流”高校加强“留学中国”品牌建设、深化国际科学合作。中国作为“全球化推动者”，为高校全球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与国际话语权基础。
核心价值立场：跳出“竞争陷阱”，确立“责任驱动”的全球发展观
研究的重大突破在于，打破了传统“以排名为导向、以利益为驱动”的高校全球发展逻辑，提出三大核心价值立场，为“双一流”高校锚定方向：
1.责任驱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使命
“世界一流大学不应是‘排他性竞争的胜利者’，而应是‘人类福祉的贡献者’。”周作宇教授强调。研究指出，“双一流”高校需兼顾“民族性”与“世界性”：既要心怀“国之大者”，为中国式现代化培养人才；更要突破狭隘民族主义，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纳入使命——通过组建跨国学术共同体、世界青年共同体，攻关“卡脖子”技术、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在服务全球公共利益中赢得国际声誉。
2.世界主义：超越“国家利益至上”，守护全球公共利益
研究批判了“极端国家主义”将大学异化为“竞争工具”的倾向（如二战时期德日大学沦为军国主义工具），提出大学应遵循“世界主义取向”：尊重知识的“普遍性”（知识无国界）与“共享性”（知识需全球传播），通过全球公民教育培养“兼具民族认同与全球视野”的人才。正如洪堡所言：“大学实现其目标，即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国家目标”，兼顾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才是长期发展之道。
3.“美美与共”：构建平等包容的跨文化交往立场
针对文化交流中的“两种误区”（文化中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研究提出以费孝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为文化立场：既不将中国文化凌驾于他国之上，也不陷入“价值虚无”的相对主义；而是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基础上，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人类共同价值为纽带，开展建设性对话。例如，在国际合作中，既展示中国教育经验，也吸收他国优秀成果，实现“双向互鉴而非单向输出”。
实施路径：“三维全球化”破局，推动高校全球发展落地
为将价值立场转化为实践，研究提出“人的全球化、制度全球化、技术全球化”三大实施路径，形成可操作的行动框架：
1.人的全球化：提升师生“全球胜任力”
全球发展的核心是“人的能力升级”。研究建议“双一流”高校从三方面发力：
培养全球视野：开设全球公民教育、人文社科类课程，传递“世界主义”与“美美与共”理念，营造开放包容的校园文化；
强化实践能力：提供国际组织实习、跨国调研等机会，让师生在解决实际问题（如参与非洲扶贫、东南亚环保）中提升跨文化适应力；
平衡身份认同：引导师生在跨文化交流中“既懂中国，也懂世界”——既以中国文化为根基，又能理性看待异文化，避免“文化自卑”或“文化自大”。
2.制度全球化：推进“制度型开放”，参与全球规则制定
“制度是破解全球合作‘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研究指出，“双一流”高校需从三层次推进制度创新：
夯实内部治理基础：制定全球发展战略规划，赋予院系更多国际化自主权，建设专业化外事队伍，以“自下而上”的模式激发基层活力；
对接国际标准：推动专业认证、课程标准与国际接轨（如工程教育认证、医学教育认证），建立学历学位互认机制，打造“留学中国”质量品牌；
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发挥智库作用，研究国际规则（如教育服务贸易规则），参与国际教育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策，推动全球高等教育治理向“公平、开放”方向变革。
3.技术全球化：以数字化破解“流动障碍”，赋能全球发展
针对物理流动受限的现实，研究提出“数字化是全球发展的新动能”，具体包括：
数字化人才培养：搭建全球数字学习平台，开发慕课、微证书课程，为全球学生提供个性化教育服务；建立虚拟校园社区，通过线上学术活动、文化交流，打破地域限制；
数字化学术合作：举办线上国际研讨会，扩大学术辐射范围；搭建“国际联合研究开放平台”，联合攻克全球性难题（如新冠疫苗研发、碳中和技术），推动“开放科学”发展；
数字化风险防范：警惕技术崇拜、隐私泄露、算法偏见等问题，建立数字伦理监管体系，与国际社会合作解决全球技术治理难题。
摘编自：《高等教育管理》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