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研究系统梳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政治话语的演进脉络，直面话语认知模糊、实践悖论等关键问题，提出“话语—制度—能力”的转化框架，揭示了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从“顶层话语”落地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内在逻辑，为破解“重指标对标、轻实践创新”的困境提供了理论指引，也为教育强国战略实施注入了新的方法论支撑。
背景：“高等教育强国”话语的40年演进——从“初步设想”到“国家战略”
研究指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并非孤立的政策表述，而是我国“强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构历程折射出高等教育与国家发展的深度绑定：
话语起源：1999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首次提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初步设想，彼时恰逢我国高等教育迈向大众化的关键期，话语核心是“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的平衡”；战略升级：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建设教育强国”定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明确“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要求聚焦“双一流”建设、基础学科攻坚等核心任务，话语内涵从“目标设定”转向“行动方案”；体系关联：该话语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根植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整体框架——从1964年“四个现代化”目标，到2003年“人才强国”、2011年“文化强国”、2020年后“科技强国”，形成了“总—分”式的强国话语系统，“高等教育强国”则成为连接人才、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关键纽带。
“这一话语的建构，不仅是国家意志的表达，更旨在凝聚社会共识、整合发展资源。”李海龙副教授指出，例如“双一流”建设作为话语实践的核心载体，已取得显著成效：2016年以来，132所建设高校培养了全国50%以上的硕士、80%的博士，承担90%以上的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任务，还对口支援121所中西部高校，带动地方布局410所高水平大学和1387个优势特色学科。
关键问题：话语落地的“三重困境”——认知、实践与传播的挑战
研究深入剖析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话语在实践中面临的核心矛盾，这些矛盾成为制约其转化为国家能力的关键障碍：
1.认知模糊：“强国”语义的分歧与泛化
学术界与政策层面对“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解读存在显著差异：语义分歧：部分研究者将其视为“名词”（高等教育实力强大的国家状态），侧重对标国际指标（如论文数量、诺贝尔奖数量）；部分政策执行者将其视为“动词”（通过高等教育建设强国的行动），侧重服务国家需求（如“卡脖子”技术攻关）；还有观点将其视为“形容词”（描述高等教育的“强大”属性），导致目标定位混乱；地方泛化：地方行政组织衍生出“教育强省”“教育强市”等次级话语，将“强国”简单拆解为“局部相加”，导致资源配置过度关注行政绩效（如高校数量、招生规模），忽视受教育者体验与学科内涵建设。
2.实践悖论：目标超越性与手段常规性的矛盾
研究发现，“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具有“超越性”（如跻身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但实现手段仍停留在“常规性”行政路径，导致供需错位：
指标依赖：发展中国家常陷入“对标陷阱”，以发达国家的规模、经费等量化指标为核心（如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德国科研经费占比），却忽视本土制度创新；成本压力：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居世界首位（2020年注册人数超5000万，是美国的2.7倍），但质量提升仍依赖规模扩张，导致成本激增——2023年全国高等教育经费17640亿元，占教育总投入27.3%，虽高于美国（22%）、英国（15%）等OECD国家，却面临“规模与质量”的双重挑战。
3.传播挑战：话语框架的“主次级脱节”
党中央提出的“建设教育强国”主导框架，在地方传导中出现“次级框架偏离”：注意力失衡：教育部1978-2019年工作要点显示，政府对“建设维度”（如高校数量、学科布局）的注意力配置远高于“任务维度”（如科研管理、人事改革）和“管理维度”（如资产资金管理），导致政策执行“重硬件、轻软件”；创新不足：部分地方将“高等教育强国”简化为“建大学、扩专业”，缺乏对跨学科融合、拔尖人才培养路径的探索，难以应对人工智能、人口老龄化等新挑战。
核心突破：从“话语”到“能力”的三重转化路径
研究的重大创新在于，提出“政治话语—制度安排—国家能力”的闭环转化框架，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可操作的实践路径：
1.制度安排：以“试点经验”激活话语效能
将政治话语转化为具体制度，关键在于“从试点到推广”的科学路径：话语具象化：通过“985”“211”“双一流”等标志性概念，将“高等教育强国”从抽象话语转化为可落地的项目（如“双一流”建设明确“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攻坚方向）；政策知识生成：从地方试点中提炼经验，例如东部高校对口支援中西部的模式，已从“单向帮扶”升级为“协同发展”，10所“双一流”师范大学牵头支持32所中西部师范院校，形成可复制的制度成果；均衡注意力：在制度设计中平衡“建设、任务、管理”三维目标，例如加强科研评价改革、人事制度创新，避免资源过度向“规模扩张”倾斜。
2.政治势能：依托“效能政府+举国体制”突破瓶颈
我国独特的政治势能是话语落地的关键支撑，具体体现为“双轮驱动”：效能政府的资源整合力：2020年我国政府高等教育支出占比31.52%，居全球主要国家首位，2023年高等教育经费占比27.3%，高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20%），为“双一流”、基础学科拔尖计划等提供资金保障；举国体制的精准发力：针对“原始创新匮乏”“东西部失衡”等问题，通过“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等，集中资源突破关键领域——截至2023年，东部高校占比36.17%，西部占25.21%，政策定向投放有效缩小区域差距。
3.互动机制：高等教育与国家能力的“双向赋能”
研究通过实证数据证明，高等教育与国家能力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关系：
高等教育支撑国家创新：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每扩大1%，区域创新水平提升0.26%（高于美国的0.11%），2020年研究生招生110.7万人，较2019年增长20.74%，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人才储备；国家能力优化高等教育生态：通过“分类发展体系”（如地方高水平大学、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引导高校避免“同质化竞争”，例如410所地方高水平大学聚焦区域产业需求，1387个优势特色学科填补细分领域空白。
摘编自：《大学教育科学》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