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立足中国、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五国跨国数据对比，结合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地方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分层分析，首次系统剖析本科生深造率背后的教育逻辑与社会诉求，为破解“深造率竞赛”隐忧、优化高等教育结构、衔接人才培养与国家需求提供了关键学术支撑。
深造率现象凸显层级差异：跨国与国内数据揭示核心特征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本科生深造率已从“毕业生去向数据”跃升为高校治理核心指标。研究团队基于多国官方统计数据（中国麦可思研究院、美国NACE、英国HESA等）及国内高校样本分析，勾勒出鲜明的深造率层级图景：
从跨国对比看，中美两国本科生总体深造率“领跑”全球——2023届中国高校本科生深造率达20.3%，与美国的20.2%基本持平，显著高于英国（6%）、日本（12.5%）、韩国（6.6%）。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深造率增长势头迅猛：2018-2023届从16.8%升至20.3%，增幅远超美国同期（19.2%→20.2%），而英日韩三国则长期维持低位波动。
从国内分层看，不同类型高校呈现“梯度分化”特征：
“双一流”建设高校成“高深造率阵营”：2023届深造率达42.3%，较2019届（34.8%）提升7.5个百分点，其中原“985工程”高校均值更高达60.5%，1所高校甚至突破80%，超半数集中在50%-70%区间；地方高校呈“追赶态势”：2023届深造率15.8%，虽低于“双一流”高校，但2018-2023届抽样均值从20.5%升至30.4%，部分高校增幅超20%，“考研热”成为突破资源约束的重要路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成“出国深造高地”：2023届总体深造率均值83.4%，其中出国（境）深造占比72.5%，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等机构出国（境）比例超90%，显著高于传统高校。
尤为关键的是，中外一流高校“去向逻辑”截然不同：中国原“985工程”高校以“深造为主导”，最低深造率（43.0%）与美国U.S.News前30高校最高深造率（43.0%）持平；而美英一流高校以“就业为核心”，美国样本高校就业率均值62.5%，英国达57.6%，深造率仅为24.9%、12.5%。
多重视角解码深造率现象：政策、经济与文化的三重逻辑
研究团队突破单一数据维度，从政策、经济、文化三重视角，揭示深造率差异的深层成因：
1.政策变迁视角：从“指标迭代”到“资源绑定”
我国高等教育“指标重心”历经三次转向：改革开放前20年聚焦“四六级通过率”，1999年扩招后关注“毛入学率”，近年来随就业压力升级，“深造率”与就业率捆绑，成为学科评估、经费拨款、招生宣传的核心依据。对比美英，后者更将深造率视为“教育成果监测工具”——美国IPEDS系统、英国Graduate Outcomes Survey侧重为学生、家长提供决策参考，而非行政考核指标；我国“双一流”建设中的推免名额倾斜、研究生扩招政策，则进一步强化了高校“追高深造率”的动力。
2.经济转型视角：学历功能的“嬗变与适配”
西方发达国家因工业成熟期“本科职业适配性高”，本科生无需普遍深造：美国本科教育直接对接劳动力市场，研究生教育多为“职业进阶选择”，且高额学费抑制盲目深造；我国正处经济转型升级期，本科教育与产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存在“断层”，硕士学历从“精英认证”转向“基础职业准入”，成为毕业生规避就业压力、提升竞争力的“必选项”，2023届地方高校本科生意向考研率仍达6.5%。
3.文化惯性视角：学历崇拜的“延续与演化”
“读书改变命运”“考试实现阶层跃升”的传统观念，让“考研”成为“二次高考”：“双一流”高校将高深造率塑为“精英标签”，地方高校通过“考研辅导”“榜样表彰”引导学生“逆袭”，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则依托“国际学历光环”吸引生源。社会层面，用人单位对“第一学历”“名校背景”的偏好、媒体对“清北深造率”的渲染，进一步固化了“深造=成功”的认知。
过度追逐隐忧：高深造率背后的教育生态失衡风险
过度追求高深造率可能引发三大教育生态问题：
一是人才培养模式异化。部分高校陷入“深造率锦标赛”，课程体系向“考研应试”倾斜，本研贯通制度沦为“升学工具”，偏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目标——当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深造率超传统一流高校，当中国原“985”高校深造率最低值对标美国顶尖高校最高值，“高深造率≠高质量”的矛盾愈发凸显。
二是学生发展功利化。“绩点竞赛”蔓延至培养全流程，高校暑期夏令营异化为“提前抢生源”工具，甚至出现简历注水、学术失信等行为，与“破五唯”改革倡导的“多元评价”背道而驰，削弱批判性思维与学术志趣的养成。
三是人才供需结构性脱节。各类高校普遍将“升学”作为首要目标，导致应用型、技能型人才供给不足，形成“学历竞赛—岗位错配—继续深造”的恶性循环，与数智时代对“高技能、创意型”人才的需求错位。
摘编自：《高等教育研究》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