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研究基于46篇农家子弟教育自传及海量叙事数据，突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传统框架，提出“底层文化资本”的“第二次诞生”——这一资本并非底层群体天然拥有的“农村文化”，而是农家子弟在跨越城乡的教育流动中，通过“文化生产”主动创造的独特力量，为理解“寒门何以出贵子”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与人文温度的中国答案。
背景：打破“文化资本”的固有认知，聚焦底层子弟的“创造性突围”
长期以来，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主导学界：该理论认为，中上阶层通过传递“高雅文化”（如艺术鉴赏、精英社交习惯）形成文化资本，而底层子弟因缺乏这类资本，往往在教育体系中陷入“阶层复制”。这一观点也让“寒门难出贵子”成为社会热议的焦虑话题。
2011年起，团队从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的“教育自传”作业中发现：不少农村出身的学生虽无中上阶层的文化资源，却能凭借独特的内在动力、道德感知和对学校的亲近感，突破阶层限制进入精英大学。“这些孩子不是‘被动的失败者’，他们在主动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资本’——这是布尔迪厄理论没解释到的部分。
核心突破：“底层文化资本”的两次诞生，从“找资本”到“看生产”
研究揭示，“底层文化资本”的概念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关键的“第二次诞生”，彻底重构了对底层教育流动的理解：
1.第一次诞生：从自传中发现“底层的力量”
2015年，团队梳理46篇农家子弟教育自传时，首次提出“底层文化资本”的雏形——它不是实体化的“农村文化”，而是支撑高学业成就的三大核心特质：先赋性动力：对“教育改变命运”的坚定信念，源于对社会结构的敏锐觉察；道德化思维：对家庭辛劳、父母牺牲的深刻感知，转化为“不辜负”的学习责任感；学校化的心性品质：主动亲近学校制度，信任教师权威，形成“苦学但不排斥学校”的独特状态。“但当时我们有个困惑：这些特质是怎么来的？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形成的？”程猛坦言，最初的研究仍未脱离“寻找客观资本”的思路，未能完全解释其生成逻辑。
2.第二次诞生：文化生产视角的“惊险一跃”
真正的突破来自对英国社会学家威利斯（Paul Willis）研究的反思。威利斯在《学做工》中聚焦“反学校文化”的工人子弟，却忽略了“循规生”（乖乖学习的学生）的创造性。程猛团队发现：农家子弟正是“特殊的循规生”——他们的“循规”不是被动服从，而是一种主动的“文化生产”。
“这些孩子不是继承了某种资本，而是在特定情境中‘生产’出资本。”只有觉察到学校教育的“先验善意”（如教师的鼓励、知识的价值），才会生成“亲近学校”的品质；只有体会到父母务农的艰辛，才会对“金钱”敏感，进而将“省钱、懂事”转化为学习动力；
只有坚信“读书有用”，才会在反复的学业压力中持续投入，避免陷入“读书无用论”的放弃。这一发现被称为“底层文化资本的第二次诞生”：它不再是静态的“筹码”，而是动态的“生产过程”——底层子弟基于生活体验，主动创造意义、建构能力，最终形成对抗阶层限制的力量。
重要发现：“双刃剑”效应——向上流动背后的“暗面”
研究并未浪漫化“底层文化资本”，反而直面其“暗面”：这种资本是脆弱的、带风险的“双刃剑”，向上流动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未被看见的代价：
情感疏离：过早离家求学、“懂事”背后的自我压抑，让不少农家子弟与父母形成“不相交的爱”，成年后难以修复亲子关系；文化异乡感：进入精英大学后，因长期专注学业，缺乏中上阶层的兴趣爱好（如艺术、高端运动），易陷入“除了做题什么都不会”的自卑，成为“文化上的异乡人”；道德压力：“要成功、要回馈家庭”的使命感，常转化为过度焦虑——一旦学业受挫，易自我否定，甚至衍生出“反学校”的叛逆心理。“我们常说‘逆袭’，却忽略了‘逆袭’的重量。”程猛举例，某自传作者提到：“每次拿到奖学金，第一反应不是开心，而是怕‘配不上’家人的期待。”这种压力，正是底层文化资本“脆弱性”的体现。
研究强调，这些“暗面”并非个体问题，而是城乡二元结构、教育资源不均的折射——“底层子弟的文化生产，是在不公的制度缝隙中寻找出路，他们的‘成功’本身就带着制度性代价。”
澄清误读：三个关键认知纠偏
针对学界对“底层文化资本”的争议，研究逐一澄清核心误读：
误读1：“底层文化资本=农村文化”事实：它不是对“农村文化”的继承（如务农技能、乡土习俗），而是对农村生活体验的“再创造”——父母未必具备这种资本，子弟也难以将其代际传递，反而可能因“要求下一代复制苦学”引发养育矛盾。
误读2：“这是鼓励‘成功学’，忽视多数失败者”事实：研究明确指出，底层文化资本的“脆弱性”恰恰包容了“失败者”——若缺乏教师支持、家庭理解或个人信念崩塌，资本会迅速瓦解，子弟可能沦为“反学校群体”。这并非“指责失败”，而是追问：教育制度该如何为底层子弟提供更稳固的“支持系统”？
误读3：“强调个体创造性，为结构不公脱罪”事实：研究从未否认结构性限制（如城乡教育资源差距），反而通过“暗面”批判制度——“正是因为制度不公，底层子弟才需要用‘文化生产’这种更辛苦的方式突围。”团队呼吁：不能只靠个体“咬牙坚持”，更要完善公共支持（如乡村教师培训、心理疏导服务），降低流动的代价。
研究意义：为本土教育社会学“破题”，为底层子弟“赋光”
该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理论突破，更在于为中国教育社会学提供了“本土视角”：
突破西方理论框架：不再套用布尔迪厄的“实体文化资本”，而是基于中国“物或损之而益”（《道德经》）的哲学思维，提出符合中国农家子弟体验的解释——文化资本可以“从无到有”，由底层主动创造；
关注“沉默的大多数”：聚焦威利斯忽略的“循规生”，让“乖乖读书的农家子弟”不再是教育叙事中的“背景板”，其创造性与痛苦被真正看见；
实践启示：为教育公平政策提供方向——除了硬件资源（如改善乡村学校设施），更要关注底层子弟的“意义建构”：教师需主动传递“教育善意”，学校需提供心理支持，社会需摒弃“小镇做题家”的偏见，认可他们的创造性努力。
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威利斯为该研究专著所作序言中写道：“程猛打开了一条新道路——文化创造性不只是‘反抗’，那些‘循规’背后的坚持与建构，同样是值得尊重的文化生产。”
结语：从“文本”到“力量”——让底层子弟看见自己的光
研究的最终愿景，是让底层子弟从“自己的故事”中获得力量。“项飚说‘工人需要光亮，不是同情’，农家子弟也一样。”程猛表示，他们不想只描绘“苦难”，而是想证明：底层子弟的向上流动，不是“幸运”，也不是“苦熬”，而是“创造性的突围”——他们在有限的条件下，用自己的方式建构意义、对抗限制，这种力量本身就值得被看见、被尊重。
“底层文化资本的价值，在于让更多人明白：寒门子弟的‘贵子之路’，不是靠‘弥补’中上阶层的文化，而是靠自己创造属于底层的‘光’。而社会要做的，是为这束光提供更广阔的空间，让它少一点风雨，多一点温暖。”
（摘编自：《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