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指出，该理论突破传统高等教育研究的单一视角，强调民族国家能动性对打破西方话语霸权、推动全球高等教育多元化的关键作用，为非西方国家构建本土高等教育体系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马金森于2002年首次提出“全球—国家—地方”理论框架，核心是打破“全球化主导”或“国家孤立”的片面认知，构建三者动态互动的分析模型。其中，“全球”指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超国家力量及全球趋势；“国家”涵盖政府部门、政策体系等核心治理主体；“地方”则包括高校、区域机构等基层实践单位。理论的关键在于“能动性”——无论是国家、机构还是个体，都非被动接受外部影响，而是能主动调整、创新，推动高等教育适配本土需求。
该理论的重要突破，在于直面全球高等教育同质化困境。研究显示，新制度主义理论曾认为，西方主导的“世界文化”会推动各国高等教育趋同，但马金森以批判政治经济学为视角提出反驳：民族国家可通过能动性改造西方模式。例如，亚洲国家在受西方教育理念影响的同时，以“儒家文明”为内核调整办学方向；澳大利亚依托本土STEM教育优势吸引国际学生，印度则凭借理工学科实力与成本优势成为区域人才枢纽，均展现出“本土化改造全球模式”的路径。
“马金森的理论打破了‘西方即标准’的认知误区。”研究强调，过往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常陷入“要么依附全球趋势，要么局限国家视角”的困境，而“全球—国家—地方”模型则揭示：全球力量为高等教育提供发展参照，国家层面通过政策引导、资源配置把握方向，地方机构则结合实际创新实践，三者协同可形成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特色的发展路径。
作者表示，当前全球高等教育正面临“本土化”与“全球化”平衡的挑战，马金森的理论提醒各国：竞争并非只能追随西方标准，而是可依托本土优势构建特色路径；权力分配也非固定不变，边缘国家可通过知识创新、实践突破提升国际话语权。这一理论不仅推动比较高等教育研究走向多元化，更为全球高等教育“去西方化”与民主化发展提供了可行路径。
随着各国对高等教育本土化发展的重视，“全球—国家—地方”理论的实践价值正逐步凸显。研究团队指出，未来需进一步结合不同国家案例深化理论应用，助力更多国家走出兼具自身特色与国际竞争力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
摘编自《江苏高教》202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