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院方芳教授与宋玲玲硕士合作完成的一项扎根理论研究，通过深度访谈16位跨学科背景的教育学硕士生，首次系统揭示了这一群体选择“跨界”攻读教育学硕士的复杂动力机制与行为逻辑。
近半数教育学硕士生为“跨界”生源，研究填补“跨入前”动因空白
随着高等教育跨学科融合趋势加剧，教育学因包容性强、研究领域广，成为跨专业读研的“热门选项”。此前调查显示，全国教育学学术型硕士生中，47.9%具有跨学科学习背景，“跨学科比例高、学科背景复杂”已成为我国教育学研究生培养的突出特征。
然而，过往研究多聚焦这类学生“跨入后”的学习适应、专业认同等问题，却鲜有追溯其“跨入前”为何放弃原专业、选择教育学的核心动因。“我们希望从‘动机源头’切入，搞清楚他们的专业选择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历了怎样的思考与决策过程。”方芳教授表示，这正是此次研究的核心出发点。
为精准捕捉真实决策逻辑，研究团队采用“目的性抽样”，选取了16位典型受访者——涵盖从理工科（化学、计算机等）、社会科学（工商管理、财政学等）、人文学科（汉语言文学、外语等）跨向教育学的硕士生，通过40-60分钟的半结构化访谈收集一手资料，并借助NVivo12.0软件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选择性编码”分析，最终构建起专业选择动力机制模型。
“一推一拉三阶段”：跨专业选择是多重动因的“合力结果”
研究发现，跨学科教育学硕士生的专业选择并非单一因素驱动，而是呈现“感知–意愿–行动”三阶段递进特征，且始终受家庭、学校、社会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影响。
1.感知阶段：“推力”与“拉力”共同催生转向意向
“本科专业匹配度低、适应性差”是促使学生“逃离”原专业的核心“推力”。多位受访者提到，当初因信息不对称“盲选”专业，如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学生发现课程偏理论而非预期的“应用方向”，电气工科学生抽离于“实验室重复实验”的枯燥；还有学生因本科专业就业路径单一（如农机厂对口工作“一眼看到头”），萌生转行想法。
而教育学的“拉力”则来自两方面：一是“预先接触”带来的好感，比如通过支教、教育实习感受到教育实践的价值，或参与教育学课题、旁听课程积累理论认知；二是“高匹配度”的自我评估，外向型学生认为教育学“更适合与人打交道”，擅长教学的学生在辅导中发现“自身能力与教师职业高度契合”，部分学生更认同“教育带来的成就感比物质回报更有意义”。
2.意愿阶段：理性权衡“风险-收益比”
在“推力”与“拉力”作用下，学生形成“跨读教育学决策偏好”，且普遍遵循“最佳风险-收益比”原则。比如，计算机专业学生因本专业考研竞争激烈，选择“曲线救国”报考考纲相近的教育技术学；保研排名靠后的经济学学生，转向与本科交叉的教育经济学，借助名校教育学资源实现“学历跃升”。
3.行动阶段：从“想法”到“投入”的落地
最终，学生通过“信息收集”（了解院校专业）、“知识准备”（备考教育学内容）、“心理调适”（应对跨考压力），完成“跨读行为投入”。而这一过程中，家庭（如教师父母的耳濡目染）、朋辈（跨考上岸学长的经验分享）、教师（辅导员推荐）乃至社会舆论（如旅游业受冲击促使旅游管理学生转向教育），都在持续发挥影响。
四类选择类型出炉，不同背景学生动机差异显著
基于“理性偏好（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与“外部影响程度（主动选择/被动参与）”两个维度，研究还将跨专业选择划分为四类典型类型，不同学科背景学生呈现明显差异：
1.自发型：主动认同教育价值，多为理工科学生抽免保研，如通过支教发现从教优势、受榜样启蒙热爱教育研究，借助“理转文门槛低”的优势主动跨界；
2.适应型：认同教育意义但被动选择，因本科专业压力大或受家庭/社会观念影响，最终“被动卷入”教育学；
3.策略型：主动追求“上岸”功利目标，多为非“双一流”院校学生，以“名校学历提升就业优势”为导向，权衡跨考风险后选择教育学；
4.从众型：被动追随“上岸”潮流，多为人文社科学生，或因逃避就业、或因本专业（如英语受AI翻译冲击）发展受限，参照前辈经验选择跨考。
三大建议：从“盲选”到“适配”，助力跨学科人才培养
针对研究发现，团队提出三阶段优化建议，为高校招生培养与学生理性选择提供参考：
1. 前期：加强一体化生涯规划，破解“盲选”难题
建议高中阶段开设生涯规划课程，高考志愿填报时通过“线下宣讲+线上大数据推送”提供专业解析；高校为有跨考意向的学生搭建朋辈交流平台、举办夏令营，清晰呈现教育学二级学科（如高等教育学、比较教育学）的差异，避免“二次错配”。
2.选拔：丰富考查方式，提升生源匹配度
除考研成绩外，增加背景审查（衡量价值观）、心理测评（评估职业倾向）、深度面试（考查教育认知与学术潜质），筛选出真正对教育学有兴趣、有潜力的学生，减少“为混学历跨考”的情况。
3.入学后：多方协同提升适应力，激活跨学科优势
院校可设置“补充性课程”补足跨专业学生的基础知识短板，开设多学科研讨会鼓励发挥原专业优势（如计算机背景学生研究“高等工程教育”、外语背景学生深耕“比较教育”）；导师应提供更多科研与实践机会，学生自身也需主动整合资源，实现“跨界”价值最大化。
摘编自：《学术探索》期刊202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