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研究直指智能技术重塑工作世界的当下，传统“为就业作准备”的教育逻辑面临严峻挑战，呼吁教育回归“赋予人生意义”的初心，实现从“工作导向”到“人生导向”的深层转型。
智能技术颠覆工作形态，工业教育逻辑遇阻
“现代教育是工业化的产物，其核心使命曾是为工业社会输送充足人力。” 王建华教授在研究中指出，工业革命以来，教育与“找工作”“谋职业” 深度绑定，形成了“上好学校—获好文凭—找好工作”的闭环，甚至催生出“工作至上”的社会价值观——工作不仅是收入来源，更成为衡量个人价值、社会地位的核心标尺。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的大规模应用，这一逻辑正被打破。研究显示，当前标准全职岗位加速流失，灵活就业、平台工作、微工作等新型就业形态成为常态，“终身雇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即便教育质量持续提升，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高质量就业”的难度仍不断加大。“经济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已从‘求量’转向‘求质’，传统教育培养的‘标准化人才’难以匹配数字时代的工作需求。”王建华解释道。
更值得警惕的是，过度绑定“就业”的教育正在催生新问题：部分毕业生为“找工作”被迫从事与专业无关、缺乏意义的“伪工作”；“内卷”之下，精英群体陷入“过劳”困境，而普通劳动者则面临“有工作却贫困”的尴尬——这正是工业教育“重技能、轻意义”的弊端显现。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所言：“教育危机的核心是育人危机，而育人危机的核心是失败的生活教育。”
告别“工作主义”，重新定义教育与工作的关系
研究将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前工作社会”“工作社会”“后工作社会” 三个阶段。农业时代的“前工作社会”中，教育与劳作松散关联；工业时代的 “工作社会”里，教育成为“就业准备”的工具；而当下正在到来的“后工作社会”，则要求教育摆脱“工作主义”的束缚。
“后工作社会并非‘不需要工作’，而是要重新定义工作的内涵。”王建华强调，未来的工作不应再是“奴役人的枷锁”，而应成为 “实现人生意义的载体”。这意味着教育需完成三大转变：
其一，价值观转型：摒弃“工作即人生全部”的认知，引导个体在工作之外寻找兴趣、价值与归属感，避免“为无意义的工作牺牲人生”。
其二，目标转型：从“培养就业能力”转向“培养完整的人”，强化“生活教育”——教会个体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如何应对不确定性、如何创造有意义的人生。
其三，内容转型：重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研究提出，数字时代的工作呈现 “逆专业化” 趋势——复杂工作被拆解为简单微任务，“单一专业能力”不再是核心竞争力，跨领域、综合型、创新型能力更为重要。未来教育应打破“单一专业”壁垒，推广“复合专业”“组合专业”，让学生既懂 “专业技能”，又具备“人文素养”“终身学习能力”。
教育回归“为人生”，需社会协同发力
如何推动教育从“为工作”转向“为人生”？研究给出了多维度路径建议。在政策层面，需调整“就业优先”的单一导向，建立“基本收入保障”等制度，减少个体因“失业”陷入的生存压力，为“意义型工作”创造空间；在教育层面，学校需打破“教师灌输—学生应试”的传统模式，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培养，鼓励学生基于兴趣规划人生，而非被动适应职场需求；在社会层面，需摒弃“优绩主义”的单一评价标准——不再以“学历高低”“工作好坏” 评判个人价值，营造“多元成功”的社会氛围。“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促就业’，而是‘让人成为人’。” 王建华在研究结尾强调，智能技术的进步本应让人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去追求更高级的精神需求——艺术、创造、公益、探索等。未来的教育，应当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 “助推器”：让个体“活着不只是为了工作，更要为了美好的生活”。
摘编自：高等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