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陶甄、叶映华两位学者在《教育发展研究》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聚焦“先赋”与“自致”因素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首次系统验证了就业能力的中介作用及学段的调节效应，为破解青年就业难题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就业质量现状：主客观维度呈现复杂差异
研究对浙江省 700 名协议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追踪调查发现，人口学变量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呈现显著分化。“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客观薪资水平显著高于普通高校，但主观就业满意度却更低；华东地区就业者薪资优势突出，但满意度因竞争压力反而低于其他地区。这种“高薪资、低满意”的矛盾现象，在企业单位就业群体中尤为明显，反映出当前就业质量在客观待遇与主观感受间存在深层张力。
值得关注的是，硕博士群体的就业满意度低于本科生，这与“学历越高就业质量越好”的传统认知形成反差。研究者指出，这可能与高学历群体职业期待更聚焦学术领域，而实际就业中企业岗位占比高有关，凸显了就业期待与现实的结构性错配。
关键发现：先赋因素奠基，自致因素破局
研究证实，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先赋”因素与学业表现等“自致”因素均显著影响就业质量，但作用路径差异显著。“先赋”因素对客观薪资的影响更为直接，家庭年收入每提升一个层级，毕业生获得 20000 元以上月薪的概率提高12%；自致”因素对主观就业满意度的贡献更大，学业优秀者的满意度比普通学生高出 23%。
就业能力在这一影响过程中扮演核心中介角色。数据显示，“先赋” 与“自致”因素通过提升“就业人力资本与专业发展”“职业认同与自我管理” 等维度的就业能力，间接提高就业满意度，其中感知就业能力（即个体对自身就业竞争力的主观评估）的中介效应最为显著。这意味着，无论是家庭背景优越还是依靠个人奋斗的毕业生，都需通过积累实际就业能力来提升职业获得感。
学段调节：本科阶段先赋影响显著，高学历阶段自致主导
研究首次发现学段对就业质量影响机制的调节作用：在本科阶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就业能力和满意度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而硕博士阶段这一影响消失，“自致” 因素成为唯一显著变量。这表明高等教育阶段是打破先赋优势固化的关键期，学历提升能有效削弱家庭背景的影响，使个人努力成为就业质量的决定性因素。
对策建议：分层引导精准提升就业韧性
基于上述发现，研究者提出系统化对策：高校应建立分学段就业指导体系，本科阶段重点补偿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的资源劣势，研究生阶段强化创新能力培养；通过“就业能力提升计划”聚焦专业发展与职业认同培育；引导学生理性看待主客观就业质量的差异，避免“高薪资期待” 与“低职业满足”的认知失衡。
该研究不仅丰富了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更为教育部门和高校制定差异化就业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对推动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摘编自《教育发展研究》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