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数字治理的“悬浮化”:表征、机理及矫治

发布者:徐月红发布时间:2025-06-30浏览次数:10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张卓与湖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陈晨在《高等教育数字治理的“悬浮化”:表征、机理及矫治》一文中深入剖析了数字技术介入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时面临的“数字悬浮”现象,为提升高等教育治理效能提供了理论与实践路径。

研究指出,以区块链、云计算、元宇宙等为核心的新兴技术集群在重塑教育治理格局的同时,也引发了多维度治理困境。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与大学治理的价值理性矛盾性并存,治理主体的数字能力鸿沟与智能系统标准化需求适配性失衡,经验本位型决策与数字技术迭代形成双向锁定效应,纵向科层结构与网络化治理范式间存在制度性张力,这些成为“悬浮化”的具体表征。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中,数字化转型中行为主体易受数据决定论和工具理性影响,量化评估体系可能掩盖价值判断、消解情感维度,技术标准化还会导致大学组织创新活力受数据限制,与学术自由等核心价值观产生冲突。治理主体数字能力方面,高校存在系统功能性缺陷与数字技术渗透率不足的问题,硬件设施迭代与治理场景需求有落差,主体能力矩阵结构性失衡,部分高校数字化建设中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战略性投入比例偏低。经验决策与技术迭代的锁定效应下,存在表层治理符号化运作与深层治理价值性缺失的双重悖论,技术理性扩张使程式化数字操作取代主体价值判断,量化优势构建的技术执行框架消解了教育治理的人文价值内核。科层结构与网络治理的张力体现为垂直维度的“压力叠加效应”和水平维度的竞争性治理格局,行政系统路径依赖性与组织刚性使技术治理面临适配困境,绩效评估机制存在价值导向偏差。

从内在机理看,伦理规约机制缺位引发价值理性式微,技术工具主义扩张重构教育治理价值序列,技术装置异化为治理目标削弱了教育主体价值主导地位,治理主体对数据资源的非理性依赖动摇了人在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算法决策黑箱效应加剧治理模式固化,算法规训使治理逻辑受困于数据算法,数字技术的算法逻辑缺乏对高等教育治理价值理念的审思,数据化倾向将复杂程序转化为简单数字指标。数字资源配置的梯度差异导致治理效能衰减,权力配置失衡催生信息孤岛效应,行政主导型治理模式与多元主体责任模糊相互作用,技术应用能力群体差异形成排斥机制,行政权威与学术权力的张力使学术生态呈现行政化倾向,技术迭代催生的数据鸿沟制约治理现代化。组织数字化转型迟滞制约结构弹性发展,单向度行政化结构与数字化转型的数据开放性、共享性相悖,数字技术加剧高等教育治理的非制度化倾向,适应数字技术赋能的制度体系尚未健全。

针对这些问题,研究提出了系统性矫治策略。重构价值坐标体系,强化人文关怀、超越工具理性,避免技术主义、发挥主观能动性,整合数据资源、维护公共价值秩序,恪守育人本位的价值逻辑。消弭信息孤岛现象,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体系,建立数字共享空间促进数据交换,建立协作决策程序消解部门界限,从能力培养、资源整合与制度创新维度构建技术赋能体系,建构多主体联动的共治生态。解构技术刚性约束,明确技术价值定位、跳出“数技主义”思维牢笼,审视循数治理理念、破解数据依赖困囿,优化数字生态、激发治理内在动力,增强数智赋能的决策能力。创新制度供给机制,适配制度设计、优化数字治理体系,加强制度建构、巩固数字治理机制,促进制度创新、以“善制”推动“善治”,构建需求响应的弹性框架。

该研究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揭示了高等教育数字治理效能衰减的传导机制,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治理新范式提供了学理支撑,对推动高等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