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眭依凡学者和浙江工业大学李芳莹学者在《关于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关键问题的制度理性视角》一文中，围绕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聚焦制度建设与完善在治理体系中的关键作用。文章提出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在于制度理性，需从宏观治理与微观治理双向发力，通过制度创新破解现实困境。
研究指出，高等教育作为兼具知识生产与社会服务属性的开放系统，其治理涉及政府、大学、社会等多元主体。然而，当前治理效率不足的根源在于制度设计与执行的滞后。“制度是治理的基础框架，其科学性直接决定治理效能。”无论是政府的宏观调控，还是大学的内部治理，均需以制度建设为核心，通过规范权力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强化行为约束，实现治理体系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文章特别提到，制度理性要求治理主体深刻认识制度的“底层逻辑”价值。政府需打破教育、科技、人才管理的制度性割裂，而大学则需回归“学术自治、知识创新”的本质属性，通过制度重构激发创新活力。
在宏观治理层面，研究建议政府应聚焦三大制度创新：一是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针对当前管理分散的问题，需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二是重塑政府与大学的关系，突破传统科层制管理模式，赋予大学更多办学自主权。借鉴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产学研合作经验，政府需通过“松绑-赋能-激活”机制，营造适应知识生产规律的制度环境。三是建立分类评价体系，推动高校分类发展，引导不同类型高校聚焦特色定位，避免“千校一面”。通过差异化的投资与绩效评价制度，提升高等教育体系的整体效能。
对于大学内部治理，研究强调需完善章程与依法治校体系，以大学章程为核心，明确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边界，通过法治化程序保障治理的规范性与公信力。摒弃传统科层制管理，建立以学术组织为主体的治理结构，激发教师与科研人员的创新潜能。聚焦核心使命的制度创新，针对当前人才培养与知识创新制度薄弱的问题，需强化课程体系、科研评价、师资激励等领域的改革，确保大学始终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产出原创性成果”为核心目标。
“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的基础工程。”文章强调，制度建设不仅是解决当前治理困境的关键，更是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未来需通过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结合，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人才与智力支撑。
随着《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政策的深入实施，学界与政策界正形成共识：以制度理性为根基，推动高等教育治理从“管理”向“治理”转型，将是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强国的关键跨越。
摘编自《中国高教研究》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