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科的建设与评价——从事学科研究20年的回顾与展望
宣勇
目前，我国已建成了超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在以找到大学发展的显性指标参考系，讲究效率实现快速发展为特色的“工具理性”引导下，高等教育在科研经费投入、学术论文产出方面大幅提升，在世界各大学排行榜上表现亮眼，第一轮“双一流”建设成效显著。但需警惕的是，在“工具理性”的发展方式驱动下，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也存在结构失衡、功能紊乱、力量分散与能力不足等问题，大学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的独特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大学“高分低能”现象凸显，难以支撑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与国家高质量发展。如果将提高学科排名作为学科建设的目标，可能造就一批数据上一流的学科，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一流学科。因此，从价值论层面来研究和回答大学学科的评价和建设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
本体论：从二元论到三重视界。“双重形态”说提出之前，学者们在理论上探讨学科问题，视角仅限于从学科与知识增长、知识分类的关系来解释学科概念的本意。随着学科研究与我国大学学科建设的深入，我们发现国家在大学学科建设中的影响是巨大的，从学科的划分、知识生产的方式、机构的设置、平台的搭建，到知识的传播、出版、交流、评价，从学科人才的选拔、学位的授予、职称的评定，到成果的奖励、荣誉的颁发等，国家都深度影响着大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学科首先是一个知识分类体系，知识无国界，这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学科概念。从国家视角上看，学科是一种制度安排。学科在知识形态与组织形态之外，还有一种制度形态。这种国家层面的知识治理。大学的学科建设首先应该建的是学科组织，高水平大学管理的重要任务是如何让学科组织健康地成长。对一所大学而言，学科建设要做好两件事情：一是选择知识劳动的领域，二是提升学科组织在知识生产上的能力。
方法论：大学学科的组织化。如果大学学科是一个组织，那么就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组织是有生命周期的，大学学科是否具有组织生命周期的特征？第二，大学的学科建设建什么？提高学科的组织化程度是不是大学学科建设的目标任务？在方法论研究阶段，基于成长机理的探究，我们团队紧接着开展了关于大学内部治理变革的研究，以期为大学的学科成长提供良好的内部治理环境，正是基于对大学学科成长规律的认识和多个主体参与学科建设的事实，我们选择了公共治理的视角，进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学科发展的现代大学治理”的研究。我们从大学的组织架构开始，进行了基于学科发展的大学治理的探索，从大学的权力结构、战略规划、学术人力资源配置、大学理财、学术资源配置与共享平台搭建、大学制度与文化变迁的关系等方面创设了一种新型的大学治理模式——学科制，论述遵循自下而上的逻辑线索，以大学最基层的学术组织变革为起点，紧紧围绕学科组织的成长发展，运用公共治理理论，重新架构大学的治理结构与方式，对学科制进行了细致的设计与详尽的描述。大学学科组织化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其路径可分为学科组织使命分析、学科组织体制设计、学科组织结构设计、学科组织运行设计和学科组织评价五个阶段。
价值论：能力取向与体用结合的学科评价。
面对各种各样的学科评价、排名，及其引发的各种学科建设实践上的误区，有必要在理论上澄清这些问题，关于大学学科评价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立场问题，或者说是研究的视角。学科评价的三个基本问题：第一，谁需要大学学科评价？需要是价值存在的依据，谁需要大学学科评价的问题涉及学科评价行为的价值问题，要了解评价行为是否有价值，就要找到对这一事物的主体需要。在我国大学学科发展过程中，有三个学科建设的主体，分别是政府、大学和学者们。另外，从学科评价的角度看，作为评价主体的评价者也有其自身的需要。第二，大学学科评价的对象是什么？依据学科“双重形态”与“三重视界”的研究，我们认为大学学科评价的对象即是实体化的大学学科组织。第三，如何让学科评价变得有用？要提高学科评价的价值，我们认为需要在现有的符合性评价、绩效性评价的基础上增加对诊断性评价、贡献性评价的研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学科组织的关注和研究，使学科评价更多地关注学科组织要素的水平和结构、学科组织能力的提升、学科评价如何能更好地促进学科建设。遵循大学学科建设就是建学科组织的主张，探索“体用结合”的评价方法。在学科评价中，不仅要评价学科的产出水平，更要评价学科的要素水平以及要素的整合水平，通过学科评价我们不仅能了解学科的生产水平，更能够明晰学科的生产状态和生产能力，并基于两者之间的关联，进一步了解影响学科生产水平的关键所在，从而在学科建设中对症下药，从组织建设出发提升学科组织的学术生产能力，进而提升学科组织的学术产出水平。
以评价为导向，建设好学科已不仅是大学或者政府的事情，更不是学科组织自身的事情，而必须是政府、社会、市场以及学术界形成有效的“治理共同体”，大学学科从建设走向治理，是未来“双一流”建设进程中的基本趋势。大学学科与外部治理主体，尤其是政府、大学、社会和学界这些核心相关主体形成需求互动、责任共担、信息共享和机制共建的“治理共同体”。
摘编自《大学与科学》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