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 杨卫
一、中国大学发展：应走一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双动的混合型道路
目前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说法众说纷纭。尽管都能看到这些年中国大学的飞速发展和取得的成就：是数量的增长，还是质量的提升，都感到非常鼓舞。以发展趋势，中国真正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应为期了。但也有不少媒体和教育批评家显得并不那么积极，而是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世界一流大学的征不尽如人意。他们主要忧虑的是：现在的学术精神受一定的侵蚀，认为中国大学缺少如一般西方大学非常的“院校自治、学术自由、通识教育”等为核心内容的大学制度建设。还认为我们的培养计划过于狭窄，太化了；很多高校对教师的评价是基于绩效的评价，有杀鸡取卵的情况。以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中国大学的发展、尤其近一年的发展，和西方那种已经比较成熟的发展道路比较，走的是不太相同的一条道路，我称之为“混合型”的模式。它跟英国、德国、美国发展高等教育的情况不太一样，不可能完全照搬像学术自由、院校自治和通识教育这样的道路，相反，走的却是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相结合、院校自治和中央政府指导相结合、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混合型的发展模式。我们现在很多的高校，都认为应该更强调学术权力，更强调院校的自主权，也更强调在教育中引入通识教育的模式，但这种混合型模式在现阶段的中国国情下还无法改变，应该是在双轮驱动下寻求发展的。我们应更多地关注和思考：如何更好地实现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双轮驱动？如何为了更有效地争取资源，把学校自主的发展和能够争取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资源结合起来？在大学本科教育过程中，如何寻求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结合？
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混合型的模式？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非常快，如果一所学校想稳步的、按原有节奏发展的话，可能过十年、二十年就落在别人后面了，必须寻求一条非凡的、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道路；二是中国的企业在研发方面还没有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还不能独立承担起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重任，所以大学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介入到企业的一些研发过程中，并和政府组织紧密联系；三是最近若干年，很多大学都面临着新的机遇，比如校园空间、研究经费特别是国家重大需求而产生的大块研究经费、人力资源方面的机遇等等，决定着我们在强调学术权力的同时，离不开行政权力。因此，走混合型、双轮驱动的模式是更有效的，更符合当前的实情。学术权力的持有者以追求学术为由；行政权力的执行者以公平和效率为导向，两者是相互依存、协同发展的关系。对于学生的教育，也不可能完全是通识教育，而应强调宽专交，讲求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教师从事科学研究，有些可能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也有一些要结合国家的需求，因此总体上呈现个人研究兴趣和国家需求的结合。为了适应国家的需求，学校也要组建一些行政上的机构，去确保所承担的有关学校声誉的、反映重大国家需求的研究项目的顺利完成。这便是目前大学发展所要走的混合型道路。
二、学校改革实践：在一横多纵的新教育模式下探索本科生人才培养
混合型道路是摆在中国大学面前的现实。作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浙江大学，也正是沿此道路寻求科学、持续的发展，为现代化国家建设贡献力量。1897年建校的浙江大学，现有5个校区，校园规模比较大。1998年，同根同源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合并以后客观上面临着多校区建设和管理的问题，目前正在建设紫金港校区。到今年年底，紫金港东区将有包括农科、医科和其他学科部分的10个学院。今后的紫金港西区建设，将要把所有的人文、社科、理科全部搬过来，还有工科的一部分，这样在主校园里面形成一个文理交融，理、工、农、医、人文、社科交流的校园。
在本科生教育方面，学校正在积极探索“一横多纵”的本科教育新模式。前一两年是属于“一横”，那么后两三年是属于“多纵”。通过这样的模式，希望形成一个以人为本、整合发展、求是创新、追求卓越的环境，在学校中形成既重视教育公平、同时强调因材施教的育人环境。从2008年起，浙江大学本科生招生不再按专业、而是按7个大类，比如工科、医科、人文等等，改变了按现有113个专业进行招生的传统模式。招进来的所有学生都进入本科生院，本科生院的前两年实行学园式管理，每一个学生都不属于某一个具体的系或者学院，那么从大二开始，这些学生将有权利去选择他们要学习的项目、感兴趣的专业，这是一个双向的选择，即这个专业同时也有权利去选择最合适的学生。同时，学生的组织管理结构也将从以宿舍为管理的这样一种模式，转向以院系为管理这样的一个模式。这几年，学校的研究经费在逐年上升，我们也在积极重组院系，使它们更能适合学校课程、专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也积极学习美国、日本、欧洲的一些做法，将学术的权力赋予教职员工。在一些学术问题上，比如说学位的授予、教学活动以及招生、招聘新教师方面，学校都扩大了学术权力在决策时的比重。另外，大学会将用于持续发展的资源直接下放给有关院系，但是对于增量型的发展资源，由学校决定将其分配给需要重点发展的学科领域。
三、实现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既需要对体制要素进行调适，还需要改进评价机制
总体来说，中国大学要步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必须走一条混合型的道路。去年10月，我们在西安交大开了一个“9+3”的会，既有内地9所高水平大学的校长，也有香港的3位校长。内地的校长一致认为：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学术方面的权力，而香港的3位校长强调的是要加强行政方面的权力，看来大家都在向一个方向接近，就是寻求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最好结合点。另外，从已经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草案）来看，也强调了减弱权力过于行政化的情况，我觉得非常正确。但是也不能一下走到极端，把行政权力全减没了。比如，对于高校校长来说，最有意义的工作之一就是把有关的资源科学地分配给教授并支持他们干自己想做的事情，同时大力鼓励教授做一些基于国家需求的、重大战略性的科研项目。现在国家科研项目中有一些重大专项，如果光由教授自由探索式地去做还远远不够，必须组建大团队，有行政权力进行总体协调、保证进度、促进效率才能圆满完成。
除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协调之外，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需要一些体制改革。比如，我们不能够仅仅通过研究经费、SCI收录情况、以及博士生的数量来衡量大学发展水平，还需要根据在传递知识等方面的能力水平衡量。我还想强调，对于中国大学来讲，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是从很低开始的，其学术上的国际影响力基本上是白手起家，所以必须循序渐进，不能盲目地急功近利。SCI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价指标，它在某个阶段所起的作用是大的、积极的，但也不能作为唯一的追逐目标。特别是当前阶段，我们应该把重点逐步地放到具有影响力的重大科研上，这是中国一流大学建设中的发展趋势。说到底，当前必须开始建立一个以质量为基础，而不是以数量为基础的科研评价体系。我们要做好研究，除了看学术影响之外，还要看它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人类未来的进步和发展产生的持续性影响，这不是完全靠一个文献收录及引用指标体系就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