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1949-1965年高等教育改革为研究背景，指出新中国高等教育最初制度并非单一照搬苏联模式，而是延安经验与苏联模式双重影响下的产物，其中延安经验是内源基础，苏联模式是外源基础，二者分别从不同维度塑造了建国初期高等教育制度的核心特征，文章同时对这两大源头的影响进行了历史评价与反思，为理解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提供了核心脉络。
一、内源基础：延安经验的延续与实践
延安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结合革命需求积累的高等教育办学成果，建国初期通过四大方面对其进行了系统性延续，成为新高等教育制度的核心底色。
教育对象聚焦工农群众：延续延安时期优先招收工农群众的理念，通过放宽工农考生年龄限制、创办工农速成中学、优先录取工农出身考生、提供学习生活帮扶等举措，大幅提升高校工农出身学生比例，1965年该比例已达71.2%；同时将高校学生定位为预备干部，实行助学金/公费制，毕业后国家统一分配，延续延安干部培养传统。
突出思想政治教育核心地位：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列为高校公共必修核心课程，不仅提升课程比重（如中国人民大学相关课程占学期总时数33.3%），还创新教学形式，将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党团工作结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并把政治觉悟纳入学生成绩评判重要标准，延续“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的办学思路。
确立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针对建国初期高校领导权的争议，逐步完善管理体制，1961年明确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明确党委为学校领导核心、校长主持日常行政工作、校务委员会集体领导的权责划分，既强化党的领导，又肯定校长的行政作用，延续延安时期党对高校的领导原则。
实行部门办学体制：借鉴延安时期中央与地方、教育部门与业务部门对口管理的模式，1950年和1953年两次修订高等学校领导关系规定，明确中央高等教育部统一领导，综合性大学由教育部直接管理，单科性院校由对口业务部门管理，部分院校委托地方政府管理，形成权责清晰的部门办学体系。
二、外源基础：苏联模式的部分移植与本土化改造
因延安经验存在战争与农村环境的时代局限性，加之西方封锁、苏联社会主义教育经验的成熟性，建国初期以“以俄为师”为思路，对苏联高等教育模式进行选择性移植，主要集中在院校结构和教学制度，且并非简单照搬，而是结合国情进行本土化调整。
建立以单科性专门学院为主的大学体制：针对建国初期高校类型结构与“优先发展工业”国策不匹配的问题，在苏联专家指导下，1952-1953年开展全国院系调整，通过系科调出合并、独立设院、撤销私立大学、专科升格等方式，大幅减少综合性大学（从49所减至13所），增加单科性专门学院（占比达84.6%），尤其扩充工业类院校，同时将所有私立高校收归国有，形成适配计划经济体制的高校类型结构。
构建以专业为中心的教学制度：以苏联教学制度为蓝本，确立“专业”为教学核心，参照苏联制定高校专业目录，统一修订教学计划、拟定教学大纲、编译苏联教材（如东北工学院超90%教材采用苏联内容）；同时进行本土化改造，增加马列主义课程比重，允许地方和高校结合实际调整教学计划，且始终沿用延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传统，将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避免“全盘苏化”。
三、历史评价与反思
双重源头的核心定位：延安经验确立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教育目的、教育对象、课程体系和管理体制，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科学性与大众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创新；苏联模式则改造了高校的院校结构和教学制度，适配了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人才需求，二者平行发展、各有侧重，共同构成新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基础。
延安经验的历史必然性与当代价值：借鉴延安经验是建国初期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然选择，既应对了学习苏联模式中出现的脱离实际问题，也避免了高等教育的精英化倾向；其重视教育公平、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坚持党的领导、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等理念，为当今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宝贵借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的重要根基。
苏联模式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局限：积极方面是快速培养了大批工业建设高级专门人才，形成了规范化的教学体系，适配了计划经济体制；消极方面是院系调整过急过粗，拆分了部分高校的原有优势，专业划分过细不符合科学综合化发展趋势，还存在人力物力浪费等问题。
核心结论：新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是在继承延安经验的基础上借鉴苏联模式建立的，延安经验作为内源是制度的核心底色，苏联模式作为外源是制度的重要补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需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弘扬延安经验，扎根中国大地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摘编自《高等教育研究》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