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等教育扩张、文凭贬值与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的双重背景下，教育文凭内卷成为亟待审视的社会教育现象。西北师范大学杨曌旻以消费理论为研究视角，剖析了教育文凭内卷的生成逻辑、深层根源与潜在隐忧，并从高校、教育主体、教育部门与用人单位三方提出纾解路径，为破解文凭内卷困境、构建健康的教育文凭生态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相关研究发表于《中国高教研究》2025年第12期。
研究指出，教育文凭内卷是理性主义逻辑在文凭符号资本估值体系中的具象延伸，其概念源于内卷理论的泛化，区别于一般的教育内卷，更突出资源投入的无效增长与个体“收益努力比”的持续下降。从消费理论来看，教育文凭已被整合进消费符号体系，成为具有区分性的特殊符号与交换资料，不仅维护着文凭的符号秩序，更通过构建差别次序驱动个体持续进行教育消费与投资，文凭也由此异化为需要不断增殖的符号资本，成为内卷的核心尺度。
文凭所允诺的“机会协议”失效是内卷产生的根本根源。工业社会中，文凭作为社会契约，是个体兑换职业岗位、实现社会流动的“硬通货”，但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文凭稀缺性消解，优质岗位增长与文凭供给失衡，文凭与理想就业的关联弱化，集体性的文凭竞争还导致文凭区分度降低，原本的机会协议沦为“虚假承诺”。同时，文凭通货膨胀催生出消费型机会陷阱，个体的理性教育投资因集体行动系统性失效，雇主不断抬高学历门槛引发“学历军备竞赛”，不少人陷入“高学历-低就业”的困境，投入与失败代价同步增加。
教育文凭内卷的内在逻辑体现为“机会货币”与“过度消费”的双重驱动。一方面，文凭被视为获取优质就业机会的“机会货币”，促使个体为维系竞争优势不断加大自我投入，陷入以自我发展为幌子的“自我剥削”，形成内卷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高文凭的过度消费凸显了文凭交换价值的分化，低文凭交换价值被弱化，高文凭因相对稀缺性被追捧，文凭贬值越快，个体对高文凭的消费越激进，形成“文凭消费-贬值-再消费”的怪圈，构成内卷的外部张力。
文凭内卷还引发了消费价值焦虑与赛手行为激增的双重隐忧。文凭数量的持续增加使其从高回报投资变为保护性投资，边际效用递减，本科文凭贬值迫使个体攻读更高学位，形成学历拥挤，加重发展负担的同时引发对文凭消费价值与未来发展的普遍焦虑；而文凭消费的符号价值逻辑，推动个体为抢占稀缺机会采取赛手行为，将教育体验异化为符号资本竞争，“不提升即贬值”的社会心态与雇主的文凭筛选标准形成双向驱迫，让不少人陷入“为文凭而文凭”的恶性竞争，低文凭持有者更是遭遇难以突破的“踮脚尖效应”。
针对教育文凭内卷的多重问题，研究提出三方协同的纾解之道。其一，高校需主动纠偏文凭至上观念与消费符号的裹挟，坚守立德树人根本目标，树立成长重于竞争的共识，搭建多元化人才发展平台，健全分层分类的发展支持机制，同时紧跟技术发展步伐优化人才培养，回归教育育人本质；其二，高校师生作为教育主体要重塑价值实践，教师需引导学生辩证看待文凭与能力的关系，将学业压力转化为能力提升动力，学生则应理性审视文凭的符号价值，摒弃“文凭占有等同于自我实现”的认知，着力培养批判思维、问题解决能力与心理韧性等核心竞争力；其三，教育部门与用人单位需协力构建共鸣关怀型的教育文凭生态，教育部门要建立劳动力市场需求监测机制、重塑多元价值导向、营造高校内涵发展的制度环境，用人单位则应革新人才评价体系，构建以职业胜任力为核心的筛选标准，弱化对文凭符号的依赖，让工作场域成为个体与世界积极互动的载体。
研究强调，教育文凭原本是对教育成效的认可，却在消费逻辑与就业竞争的双重作用下沦为衡量个人价值的核心标准，甚至引发教育错配、过度竞争等问题。破解文凭内卷，本质上是要打破对文凭符号资本的盲从，让教育回归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本源，推动教育与就业的良性互动，使个体在技术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摆脱同质化竞争的桎梏，实现与高等教育、工作世界的深度共鸣。
摘编自《中国高教研究》202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