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回应共同治理面临的批评，摆脱大学治理的困境，美国大学实施了一系列旨在改进和完善共同治理的变革。
一、通过工会化改进共同治理
比尔•莱恩（Bill Lyne）认为，改进共同治理的最佳选择之一是实施工会化。美国大学治理的历史表明，集体谈判带来了更多的共同治理。工会化模式中，教师与管理者相互倾听对方的意见，去除托词、相互妥协、相互尊重，彼此之间能够理解与合作。集体谈判不是“咨询”烟幕下一方对另一方的胁迫，它能改善教师与管理者的关系，使教师更具反应性并对自己负责。工会领导把自己看作是教师的代表，与教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教师的关切作出反应。教师相信工会能全力保护他们。工会不会为表现不好的教师掩盖错误，工会能确保教师受到公正对待。工会领导会确保工会工作聚焦于教师与教育。这种制度安排中教师与管理层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二、在院校类型和治理风格间建立联系而改进共同治理
美国大学的多样化已被广泛认可，但人们对大学治理方式的多样化却缺乏足够的认识。不同院校的文化、结构、学科专业、人力资源和技术均影响到大学的治理结构，影响到院校决策及权力分配方式，对院校治理机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共同治理”的讨论应考虑院校的类型及其特征。不同类型院校合理调配“软”治理（Soft Governance）与“硬”治理（Hard Governance），是改进共同治理的重要途径。一般而言，学术为本的院校偏重于“软”治理，市场导向的院校则偏重于“硬”治理。
“硬”治理是以理性为基础的治理，强调权力关系、特定组织程序与等级秩序，鼓励遵守既定政策与程序。“软”治理是以人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治理，包括组织中有助于发展与维持个体与群体规范的社会连接与相互作用系统。“硬”治理的理论基础是理性选择理论。“软”治理的理论基础是如何通过人们间的相互作用来创造组织文化，存在于人们分享看法与理解他们所作所为的认知过程中。“软”治理是回溯性的，其本质体现在参与者的社会化与期待之中，其依据建立于过去一贯的程序、角色及使命。“软”治理很少被关注，部分是因为“硬”治理常否定“软”治理的重要性，部分是因为没有人知道如何处理“软”治理的变通问题。通过澄清角色改进治理的建议如同通过明确规定产出结果而使院校变得更有效率一样存在问题，都可能导致大学治理的官僚化及基于可行性而非重要性的数据选择，都可能在牺牲“软”治理的情况下强化“硬”治理。
三、采取措施加速共同治理的决策进程
为使教师与管理者之间更加有效相互作用，可采取以下措施加速共同治理决策进程。一是审慎界定解决相关问题的标准，就标准的讨论广泛征求教师的意见；二是审慎界定召开教师、行政联席会议的原因及教师在会议上的角色；三是减少既定年份须教师评议会和行政联合提出问题的数量。这些措施不仅能提高征求意见的有效性及结果的时效性，而且有助于评议会向外界证明其与行政管理者一起有效工作的能力。美国大学董事会协会对改进共同治理的建议是，董事会应重申其最终责任与权威，清晰阐明谁有权力就某个特殊领域进行决策或参与决策，建立截止时间以加速决策，明确模糊领域或重叠领域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力。
四、通过增进理解与合作改进共同治理
改进共同治理的核心方法是在教师与管理者之间增进理解，培育深厚全面的合作关系。格柏指出，教师和管理者须努力增进内部合作，二者能通过为决策设定时间表来改进教师评议会的功能，管理者须为内部合作开辟更多渠道，加强教师、董事和行政管理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管理者须充分意识到，任何形式的治理都不是缺乏耐心或部分参与的游戏。董事会与校长间应存在事前通知的合作。校长可自由在董事会会议召开前非正式地就争议性问题向董事会成员咨询。校长应出席董事会与评议会定期召开的会议。有效共同治理是建立在参与互理解与合作之上的。